乘著光影旅行：分工紀

一部電影怎麼能有兩位作者？誰發想？誰做最後決定？觀看《乘著光影旅行》時，知道電影是由一男一女兩位工作者合作完成的作品時，觀眾心中難免會產生這樣的疑問。

姜秀瓊和關本良選擇用他們的旁白聲音來回答。其中，關本良選擇了破題的客觀論述，偏重詩情的創作觀察；姜秀瓊則選擇替李屏賓代言，以第一人稱方式唸出李屏賓獲得台灣最高榮譽國家文藝獎時的得獎心聲。

紀錄片雖然是以李屏賓作主角，卻是屬於關本良和姜秀瓊的創作，揀選的片段，感動的片刻，都透露著他們的視野與手痕。他們究竟怎麼看？怎麼表現？如何突圍？如何書寫？所有的煎熬思緒，也都悄悄滲透進《乘著光影旅行》的膠捲中。

破題的「時光論」論述，不但打造了全片的詩情格局（例如：時間賦予了生命意義，時間放在什麼地方，就得著什麼樣的生命），更深情書寫出電影工作本質（例如：要製作一分鐘的電影，就得用上很多的一分鐘；在製作每一分鐘的電影時，不知不覺地，投進其中的竟然是我們的生命），最重要的是透過這樣的旁白，《乘著光影旅行》的生命情懷隱然浮現，電影記錄的生命，記錄電影的生命，因而都在時光殿堂中得到各自的位階。

然而，在時光的長廊裡，電影成就固然是平生志業所繫，個人才情的全力展現，但是回首個人印記，家的懸念，家人的支撐，卻才是最厚實的底層力量。《乘著光影旅行》中，共出現三次李屏賓獲獎的畫面：一次是《花樣年華》獲頒金馬獎最佳攝影獎，他把獎獻給犧牲自己花樣年華、撫養孩子長大的母親；一次是挪威南方影展為他辦了回顧展，稱他為「影像詩人」，頒發特別榮譽獎給他，李屏賓邀請母親同行，主要是母親始終不明白孩子做了啥，讓母親到影展現場，目擊兒子所獲的國際掌聲，毋寧是孝親的最便捷回饋了；最後一次則是李屏賓獲得國家文藝獎的頒獎典禮上，他親手寫下的得獎心情。李屏賓獲選得獎的那一天，他正在新疆拍戲，手機出現二十多通未接通的來電訊息，他開始擔心是不是家人出了什麼事，後來確知得獎時，身處異域的李屏賓卻陷進一種「無力嘶喊，無人擁抱，無法誇耀」的心境下，剎那間他明白了：「原來我們心中最關心、最在乎的事情，是親人的安危......家人的平安是如此的平常，每天都在那裡，卻一直被自己忽略了，家人啊，這是國家文藝獎給我的另一件重大的收獲。」

前兩次的得獎心聲，全都是李屏賓用自己的聲音訴說他與家人分享喜悅的真情告白。最後一次，卻換成姜秀瓊的嗓音來朗讀李屏賓的文字心情。那是認同，亦是共鳴。主人翁的主觀論述，換了另一種聲音來朗讀，不再是單向感言，而有了多層共鳴迴響。這不就是《乘著光影旅行》從母體衍生出來的獨特生命嗎？所有的作品都反應著創作者的靈思和剪裁，創作者的聲音混搭上被攝者的影像，一個全新的電影生命於焉完成。

關本良是導演，亦是攝影師，得能從攝影師的專業角度，書寫攝影師的觀點；姜秀瓊是導演，亦是企畫發想者，她從《海上花》結識李屏賓，因而有著鑽研攝影師心靈的始意，人性的溫度，毋寧是她敏銳的觸覺。

細看《乘著光影旅行》的工作人員字幕表，導演欄的排序是姜秀瓊和關本良，攝影欄一共列了四人，依序是關本良、姚宏易、張穎和姜秀瓊，大致已經可以看出他們的分工情形：關本良的詩情開場，是替電影定位；姜秀瓊的感性結語，則是替人生定調。一前一後，電影和人生的互動關係，已然混流交融。

觀看《乘著光影旅行》，就如微風拂面，清涼清淡中別有韻味，更重要的是，風在唱歌，你聽見了嗎？

後記：